“水城事件”暴雷的不只是民企权益，还有沉重的地方财政

独山的“天下第一楼”早已烂尾

所以，本次水城的企业和政府债务纠纷，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保护民营经济的问题，更是留给我们很多沉重的经济和财政问题要思考。

第一, 固定资产投资真的是拉动经济增长灵丹妙药吗？第二, 我们应该如何建立健全的财政纪律，防止地方无限举债，甚至是举债成瘾呢？

第三, 当下最迫切要做的事情，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贵州这样落后省份的巨额地方债危机怎么化解？

在以前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尚可随着财政收入增加和政府资产增值对冲债务，现在进入经济紧缩时代，既不能开源，资产又在贬值，中央的援助空间也越来越有限，地方政府怎么才能应对呢？

负债率高的不止有贵州，还是有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和天津等地，这些都是经济发展乏力，财政没有什么增收潜力的地方。现在至少有15个省份的广义负债率处于财政部规定的300%红线以上，处于100%绿线以下的仅仅有一个省份。

很显然，全靠寻衅滋事式的权力拱卫模式，是行不通的，甚至可能会引发民怨商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