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性被诬陷偷拍后，自证清白的200天

2023年8月，“成都地铁偷拍事件”一审立案，我是从那时起关注到这个案子的。事件发端于2023年6月，30岁的小何在成都乘坐地铁，突然被两名年轻女孩高声指认鞋面装摄像头偷拍。赶来的警方调查后给他澄清白，分析是光线导致的误会。

这起普通的社会新闻，混在信息洪流里显得再普通不过。但事情远不止于此，这之后，小何主动在微博曝光自己被诬陷偷拍，文章中他写道，“女孩们没有道歉的态度，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遭到了莫大的羞辱。这条长微博被阅读超过4000万次，登上了热搜。

巧合的是，就在小何被误指偷拍的前几天，另一起发生在广州地铁的“张薇事件”——年轻的大学生女孩诬陷一名农民工“偷拍”。两起社会新闻同时演变成了网络事件，一场大众的审视开始了。一些网友质疑小何所说的真实性，要求他拿出证据，也有人说“肯定是因为你长得猥琐别人才会怀疑你。”

受舆论影响，也害怕被网暴，小何决定借助法律手段，撕掉“偷拍者”的便签，寻求对方一个公开的道歉。半年的时间里，他先后经历了报案未立案、寻找证人、一审立案、败诉，二审上诉的过程，至今事件仍未结束。单看起因，这无疑是一件小事，一个困惑我的问题是，某种程度上他已经实现了为自己正名的目的，为什么还要坚持？

2024年春节前夕，我与小何在成都见面。交谈中，小何反复提到两位女孩的淡漠和轻飘态度，以及毫无意识地道歉，都让他感受到愤怒和一种强烈不对等感。一审结束后，网络上出现新一波评论，他又一次陷入自证清白的漩涡中去，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舆论，身边的朋友都在等待反转，当他们说了很多之后，我自己都相信了，就好像我鞋子上真的有摄像头。”

热搜之外，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在“女性面临偷拍”的情境下，举报者和被诬陷者都处在各自的困境当中，恐惧感被无限扩大化，当我们本能地不相信别人而造成互相伤害和误解时，也是社会信任崩塌的开始。

指控

2023年12月，一审宣判，小何没能等来公开道歉。过度维权成了他新的标签，带来又一轮网暴。网络上，有人用“何五万”调侃他，源自诉讼中他要求对方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5万元，这一诉求法院也不予支持。

“你说这公平么？我投入了巨大的成本自证清白，那两个女孩对我的付出似乎毫无感知。”谈起此事，小何提高了声调，语气中包含一种愤怒，一种失望。

持续半年打官司，他状态不好，影响到了工作，2024年春节前夕，他向单位提出辞职。“没有这件事不会辞职，官司打赢了也不会辞职”，他说。

小何个头不高，面部白净，随身背着双肩包，说一口川味普通话。他已经工作8年，先是在宁波做工程造价，两年后定居成都，买了房，每月背负房贷5千元。上一份工作他是部门的主管，工作之外，他喜欢踢球，偶尔周末也会和朋友去爬山。

他看上去并不起眼，就像这座城市中的其他普通上班族一样。直到“偷拍者”的指控突然被推到他面前。

他把这件事看作是一场无妄之灾，面对媒体的镜头，他已经讲了很多遍了。2023年6月11日晚上，他和同学聚完餐，从成都地铁6号线犀浦站出发，坐地铁回家。途中，他给一对老夫妇妇让了座，站到了车厢中间扶手柱的位置。

列车行驶到火车南站，距离他大约两三米的座位上，两名年轻女孩突然站起来，大声喊：“你是不是在偷拍，我怀疑你在用小型摄像头偷拍。”

当全车厢的目光都聚焦到自己身上时，小何才意识到，自己正是被喊话的那个人，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瞬间蒙了。

很快，地铁安保人员闻声赶来，“夹住”了他的手臂，询问女孩是怎么回事。“我看到他鞋子在闪烁绿光，上面装有摄像头，在偷拍。”女孩愤怒地说。另一位女孩也补充道：“就在他鞋带最前端，刚刚闪了绿光，我们看到了，他就关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指控，小何回忆那一刻的感受，“就像在众目睽睽下被逮捕。”

互联网的“魔性”一度使他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舆论，身边的朋友都在等待反转，当他们说了很多之后，我自己都相信了，就好像我鞋子上真的有摄像头。”

让他感受到刺痛的是来自熟人的质疑，一位朋友调侃他，“为什么不说我偷拍要说你偷拍？”讨论得多了，小何也认为这件事是不光彩的，“就像一个污点”。

赶在春节前夕，他向法院提交了二审申诉。我问他，虽然一审败诉，但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实现了为自己正名的目的，为什么还要继续？他表现出不满，“为什么你会觉得已经结束了？调解就算结束了？我做不到，发上网也不算结束，一审判决的结果我也无法接受。”他承认自己被互联网的舆论所裹挟，热度越高，压力越大，越需要一个好的结果。

让两位女孩公开道歉是他的最终诉求，“怎么才算是公开？”我问，他说：“可以是一个公开的道歉信，或者视频。”并补充道：“我要保护她们的隐私，脸打上马赛克，名字化名一下。”

可是他又表示不满意，“道歉还要化名，你懂那种感觉，双方还是不对等的。”

被诬陷的冤枉与被偷拍的恐惧

在被指控“偷拍者”之前，小何从未关注和听说过“女性偷拍或性骚扰”事件。一些媒体记者向他抛出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女性频繁被偷拍。一开始他不愿回答，有意遮蔽，当避无可避时，他逐渐看到了大量的相关情况。

现实中女性面临“偷拍”广泛存在，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2023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国际频道调查小组“BBC之眼”发布了一条名为《追查“痴汉”——谁在售卖中国日本性侵偷拍影片》的纪录片，揭露了一个位于日本东京的售卖偷拍性侵视频团伙，一些视频就拍摄于中国各大城市的地铁车厢。它们被传播，被明码标价，被观看。

在和小何见面之前，我试图在网上寻找有过被偷拍经历的女性。24岁的“番茄”向我讲述了她的故事。2023年8月，她和男友在厦门一家购物广场一楼逛街，迎面走来一个中年男人，他环抱手臂，同时一只手将手机支在胸前，像是在拍什么东西。

“番茄”感受到一丝异样，她不确定对方是不是在拍自己，快速地走了过去。之后，她迅速回头，想要确认一下，她看到了一个场面，那个男人用反拿手机的方式，拍摄自己。她大声指责，男子才放下手机，快速离去。

被偷拍的这一幕没有被身边的男友看到，当“番茄”与他说起时，她的男朋友第一反应是反问：怎么知道他是在拍你。他不相信她被偷拍。当女友提出保护的请求时，他感到为难，“我不能去看对方手机里的相册，很没有礼貌”。

“番茄”认为按照那个男人的拍摄角度她肯定是入镜了，侵犯到她的肖像权了，想到自己的照片出现在陌生男子的手机里，她感到害怕不知道照片会流向何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她和男友商量，让男友也拍偷拍者，互拍，这样既可以提醒偷拍者，也可以留下偷拍的罪证。

另一位小A也遭遇到了类似的经历。那天，她去成都东站坐动车，她穿了一件新裙子，也化了妆，原以为这是正常的装扮，但还是被偷拍了。“我在犹豫对方是不是拍我，我都看向他了，对方还是举着手机”，小A说。她不敢上前要求对方删除照片，事后又感到后悔。

她们谈到面对偷拍时，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怀疑，“他真的是在拍我么？”，第二反应是害怕，继而愤怒。但她们往往没有更好的办法，小A和友人聊起这件事，女生都或多或少经历过，“大家都认为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拍就拍吧”。

“你能明白女性的处境么？” 我向小何细数女性的困境时，再一次问他。“我觉得你们说得很有道理，能理解，但是我很难共情。” 他回答，语气真挚。

他认为女性被偷拍是少数的个例，他始终感到困惑，“偷拍的尺度在哪？在公共场合拍风景，拍到了路人，也算是偷拍么？”相比之下，他觉得一些人在借此炒作，为了流量，博人眼球，随意给人贴“偷拍者”，“猥琐男”的标签，没有任何证据，“你不觉得可怕么？男生的名誉也很重要。”他强调。

网络上，小何的社交账号几乎成了“被冤枉偷拍”的代名词，曾有5名网友自称与他经历相似，想一起维权。“现在他们全都放弃了。”维权太困难了。

他提到最近的一个例子，公交车上一名女士指认一名男生偷拍，并拍下了照片，发到社交账号上。帖子被男子的一个朋友看到，得知后，男子报警，警察让女子删帖。男子说自己是被诬陷的，他想要起诉该女子。他私信小何，想请他出出主意。“如果这个男生把这口气咽下去，你觉得公平吗？我觉得不公平。”小何说。

在他维权的过程中，有网友质疑“为什么要跟两个小女孩计较”，他始终认为，事件中，“诬告者”与“被诬告者”所付出的代价并不对等，他有“坠入深渊”的风险，而“诬告者”却不用付出什么成本。他坚定地选择用正当方式维权，“要是我当时动手了，在后面的处理中就会非常被动，身着长衫，这样的代价对于我来说还是大了点。”

他又接着补充，“如果是正常怀疑，我也能接受，怎么不能接受呢？但我没有做，你就应该道歉。”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困境”小何的代理律师刘丹说，他认可两位女士的行为，她们有权利合理怀疑，但同样自由也有边界，“这个边界就是法律的边界。”

交谈的最后，小何提到余华的短篇小说，《黄昏里的男孩》，小说里的小男孩因偷吃了一个苹果，被人掰断了手指。

这则寓言让他联系想到了自己。“恶也会传播。如果我没有得到正义，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