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体制内女孩婚恋困局：不想将就，又怕结不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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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佳选择单身，也有现实层面的考量。她来自一个农村家庭，父母靠种地、打工为生，家里还有弟弟和妹妹，无法给她提供什么帮助。如果找对象只能“向下兼容”，要承担伴侣的经济压力，“还不如一个人。”

放在过去，一两个单身女性会被视为异类。但近几年来，据欧阳静所知，县里85、86那一代人，至今没有结婚的，已经有好几十个人。同样单身的女性们，组成了一个固定的社交圈子。

欧阳静访谈过的几个女老师，平时都喜欢养猫、养狗。一群人有假期时，就约着一块旅游，彼此安慰，彼此支持。春节聚会，一个亲戚本来总喜欢躲着亲戚，避免催婚。到了三十多岁，眼看着结婚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她开始重新出现在社交场合。别人的“放弃”，反而让她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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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社会

在湖南、江西、湖北的县乡做调研时，欧阳静遇到过不少发愁的领导干部。一个组织部干部说：“这些年部里招的都是女生，太多了，都找不到男朋友。”

另一个县政府的干部，把行政大楼十多层挨个数下来，三楼人大、四楼政协、五楼政府办，每层楼都有几个大龄未婚女性，加起来大概有二十个。

欧阳静在中部一个县里做调查，部门领导们都很配合，还问她：“国家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体制里，领导热心介绍对象是常见的事。在晓媛结婚之前，她的领导就问过她的择偶标准，遇到年龄合适的人，经常帮她要来微信：“加一下嘛，你俩我看着挺合适的。”晓媛不着急，领导反而比她更上心。

如果按照市场经济的思维，很难理解这种行为的意义。女性选择单身，不是更能把时间投入到工作上吗？

在欧阳静看来，这是县域体制内单位与大城市市场化的企业最不同的地方。

欧阳静的一个访谈对象在深圳工作，当上了公司的中层领导。她42岁了，仍不敢要孩子，怕休了产假，好不容易得到的位置被会被别人代替。“没有人关心你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单身就更好了，这样可以更好地为老板服务。”

一个学生在北京上班，她告诉欧阳静，公司不管你过得快不快乐，不管你每天通勤需要几个小时，公司关心的是你干了多少活，有多少成绩。

“这就是赤裸裸的市场逻辑，一个人除了劳动之外没有任何价值。”欧阳静说。在她看来，大城市里的女性看似选择更多，但是否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尚且有待商榷。“因为整个环境也在逼着你，你根本没有办法这样选（结婚生育）。”

县城则是另一套规则。熟人社会，也是一个情感社会。家住哪里，男朋友是谁，父母的职业，亲戚是干什么的，每个人的信息在单位里都是公开透明的。

欧阳静将其称为“类家庭工作场域”，个人生活、情感和工作交织在一起。每年过年，欧阳静在县城工作的哥哥姐姐，都要请单位的同事、领导到家吃饭，今天是这个人请，明天再换一个人。彼此参与到彼此的生活、家庭中去。个人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变得边界模糊。

欧阳静的家人都在江西一个小镇生活。去年，她的父亲离世。在老家办丧事，整个村庄的人都来参加葬礼。在县城的朋友也都赶来随礼、吊唁，其中就有她调研时的访谈对象。

欧阳静没想过他们会来，仅仅是一两次访谈，彼此就建立了朋友关系。看着花圈摆满宗祠堂，她感觉到父亲虽然去世了，但仍有很多人记挂着他。欧阳静突然有些感动，“这些人怎么这么有情有义。”

她常说，自己年过40岁，才回归到传统中国文化中，理解中国人的行为。为什么红白喜事总是特别隆重，因为它代表着一种社群的仪式，承载着情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链接。

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县城的婚恋问题总给女性带来更大的压力，县城、乡镇就像一个中国传统家庭，讲人情，有温度，但也有越过边界的关心。

在情感社会里，几乎所有领导都懂得“用感情留人”。比如有些基层岗位工资低，欧阳静好奇，就那点工资，怎么动员人？

一个干部回答她，钱不够，其他方面就要补足。比如有人家里碰上长辈生病，或是小孩要上好一点的学校，忙不过来时，领导可以批准放假，需要找关系的地方，领导可以帮着找熟人、打招呼。谁生病住了院，工会领导也会到医院看望。这些都不是钱可以换来的。

私人的生活需求是被允许的。何璇的父母也是公务员，她记得，自己小时候经常跟着爸爸到单位里去。大人可以一边上班，一边照看孩子。

小县城里都是熟人，对于有家庭、孩子的同事，人们也都互相谅解。家里的小孩上下学，大人可以按时去接，不必打卡，也不必严格遵守坐班时间。天气好的时候，就跟领导请个假，到公园去遛娃。“在体制内工作，真的特别适合结婚。”何璇说。

如果细心留意过，就能发现，单位里偶尔会有很久都没见到过人的工位。那也许是申请了产假的年轻母亲，或许是身体不好，请长假调理的同事。他们不必担心被解雇，也不必担心休假期间的收入来源。按照规定，长期请假会按一定的比例扣钱，但有些单位领导并不计较，照常按正常上班发放工资。

前不久，已婚未育的晓媛有了备孕计划。如果换在以前工作的大厂，她绝对不敢跟上级提起。但在体制内，她立马告知了领导，以便让他协调分配，减少户外类的工作。

联系上晓媛的时候，正是周五中午。她准备结束采访，赶一趟14:30的车，到周边的城市旅游，逛书店、看博物馆。为了赶出行计划，她有时会在多请半天假，提前过上周末。领导通情达理，只要做完手头的工作，请假一般都会批准。她在践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生活是主线，工作是副本”。

当然，这种宽容也有前提。一方面，当有家庭的人能够从工作上脱身，相应的工作就会落到其他人头上，成了变相的单身惩罚。另一方面，它默认女性为家庭主要照顾者。就如晓媛所说，“体制内大部分都是男人的江山”。女领导占比很少，“因为你觉得女同志迟早就是要以家庭为主的。”

县城是一个复杂的生态，它对人宽容，有时又几近苛刻。它让年轻人想逃离，但在外部世界风雨飘摇之际，又变成一座召唤人回归故土的灯塔。

如今，孟佳依然过得不快乐，时常感到孤独。但有时候，她也会想，刚毕业就遇到疫情，如果不进体制，普通大学出身的自己，可能在大城市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至少目前，她没有失业、裁员的烦恼，还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可以不用伸手跟家里面要钱，婚恋、生活，也不必向家人妥协。她安慰自己：“现在走的路不是我所希望的，但也许已经是我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