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博士入职985高校，优秀“做题家”也卷不动了
文｜《中国科学报》记者 孙滔
“博士后的痛苦太多了！”
当被问及读博和做博士后哪个更艰难时，刘龄毫不犹豫给出了上述答案。她在进入博士后工作站后不到一年就想退站。她看不到工作的意义，甚至自问当初为什么放弃了全职临床咨询工作而坚持要做学术。
那种纠结，远胜于读博时内心的无数次交锋——是继续读下去，还是退学。
她高中毕业就去了美国一所以心理学著称的公立高校，就读心理学专业。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她在这所大学待了11年。回国后，出于快速了解国内学术圈的考虑，她选择去做博士后，毕竟自己在这个圈子谁都不认识。
新加入的课题组实力很强，与自己的研究方向很契合，大导师也是刘龄很钦佩的教授，所以刚回国的她抱着雄心壮志想脚踏实地做科研。没料到的是，在实验室小导师手下开展工作的时候，她被迫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实验室建设和行政事务上。加之工作上常常被打压，一直独立自主的刘龄感到无所适从。
她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苦熬着出站。
挑战总是层出不穷。2023年9月，她入职某985高校担任助理研究员，“非升即走”的学术阶梯又竖在面前。她看到，周围的“青椒们”每天要计算到账了多少钱的项目、发了多少篇文章、影响因子是多少，以及被引量是多少。这些算计一度让她感到生理不适，究竟怎样才能不受外界干扰、回到最初做科研的本心呢？
义无反顾的选择
刘龄清晰地记得，2009年6月21日，她跟爸妈挥别。过了安检后，她一个人拖着两个23公斤的大箱子，踏上了美国的土地，这一去便是11年。
她自小是个又乖又倔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鲜少跟父母发生冲突或叛逆。但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她却义无反顾，“八头牛也拦不住”。
她顶着全家的反对，选择了心理学专业。父母都是医生，他们知道医学道路有多苦，所以不让女儿学医。但一直在四线城市的父母也并不了解心理学是什么，只是隐约觉得就业前景不好。
为什么如此坚持？刘龄说，最初始的动力就是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从小到大，她极度羡慕那些如鱼得水的“社牛”同学，自己却是独来独往、形单影只。初中时，她常常皱着眉想，“我为什么会是我？怎么样才能不讨厌自己？”
她是“社恐”。她喜欢自己呆着，玩一些积木、拼图或折纸之类的东西，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她喜欢安静，在家放音乐她都会嫌吵。“在尘世的喧嚣中寻找心灵的一片宁静”，是她自从用微信以来没有变过的个性签名。
他们对抗了大约一个月，父母终于妥协了。
尽管高考英语超过130分，但刘龄在大学第一个学期就遭遇打击。《心理学导论》这门课一直听得云里雾里。来自德国的老师口音很重，让她读一页书就得查10分钟的专业词汇，无奈之下只好退了这门课。
她不愿意认输。之后的日子她就把图书馆当成家，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熬，不懂就反复刷，直到能听懂为止。最终她的平均学分绩点保持了高分，一直到毕业。
到了第二个学期，她发现身边的同学并没有像自己一样一直熬夜苦读，而是在积极参与社区或社团活动。她也试着参与这些活动，发现这些活动其实对于自己的学习和生活都很有帮助。她去了特教中心做志愿者，开始接触自闭症儿童。这也是她后来踏入发展与临床心理学领域的第一个契机。
自小只会刷题的刘龄，并没有做好面对打击的心理准备。她自以为绩点很好，却落选了一个奋力争取的荣誉项目。
还有一次社会学的课拿了一个B+，她也无法接受。出成绩的那天晚上，这个女孩开始跟自己较劲。她研究了一晚上魔方，最后在20秒之内搞定了它。
她向家人诉过苦。但是家人在电话那头只是告诉她，“再坚持坚持”，这样的情绪支持远远不够。
但最终她坚持下来了，并且用3年时间完成了4年的课程，拿到了优秀毕业生的称号。可惜的是，第一次申博的时候，所申请的8所高校全部未果。后来她反思，只是有绩点高是不够的，自己申请经验不足，再加上临床心理学方向博士生申请的竞争太激烈了。
对于所有这些，现在的她可以风轻云淡地说“那都不是事儿”，但是对当年的她来说却好像“天塌了一般”。
于是她去读了一个硕士，两年后再度申博，成功斩获了录取率仅有3%的临床心理学博士生offer。
渡劫
申博成功只是开始，而刘龄不会料到她要渡的“劫”有多少。
第一个“劫”，就是科研成果出不来。
第一次写文章，期待过高却写不出来。这个时期她在科研和教课的同时还要去临床实习。她总觉得导师指导不够，找导师的时候却寻不见人，发给导师的文章拖着迟迟没有反馈，自然也就无法投稿。导师甚至在完全不知会她的情况下，把她的项目给了别人。所有这些让刘龄百思不解，在好几个时刻，她都想要放弃了。
看到陆陆续续有多个博士生和硕士生离开实验室换导师，刘龄也无法坚持下去了。她也不甘心退学，毕竟这个读博机会是自己经过奋力拼搏才争取来的。
2016年夏天，为了换实验室，她与导师和院系开始了长达半年的拉锯。就在这个难熬的时期，国内亲人病逝，而她无法及时赶回。
这个时期她太紧绷了。她几乎每天都在完全不同的思维状态中转换：刚刚还是学新知识的学生，下一刻就要坐在咨询师的椅子上帮来访者梳理思路，接下来可能要跟实验对象互动收集数据。每件事都需要全力调动思维，极其消耗脑力。这一年，她开始进入辩证行为疗法（DBT）的实习阶段，接手的都是有过严重创伤史的来访者。对于一个新手咨询师来说，这些负面情绪后劲太大，每次咨询后她都要缓冲很久才能走出来。
2017年年中，和她朝夕相处3年多的宠物兔在一个早上毫无征兆地离开了。最后的那根稻草落下，她崩溃了。她再次吃上了抗抑郁药，并找了新的心理咨询师。上次吃药还是她本科课业压力大的时候。2017年最后一天的晚上，她站在圣地亚哥的海边，用尽全身力气说服自己要活着。
2018年3月，她休学回国，休养了整整3个月。接下来，她得到了一个上海私立心理咨询及测评相关的工作机会。在近一年的时间内，她和多专业团队合作，深入特教学校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在纠结是不是回美国把博士读完。
对于循证实践的追求，对于学术的不甘心，最终让她读完了博士。
更大的“劫”
虽然疲累，但做博士后之前的刘龄还是拥有纯粹的学术世界。她看文献的时候会忘记时间，会沉浸在某一个数据统计方法里不能自拔。换了实验室之后，在新导师这里她又找回了最初的热情。毕业时导师评价说，从来没有见过谁写博士论文可以投入到如此程度。
图源：刘龄的微信朋友圈
她最近的状态好多了。10月12日，她发了一条朋友圈：
“节后复工第一天列了个16条的to-do，然后就一条一条去做。虽然一周过去了，划掉了5个又加了4个，但是这种有计划感和掌控感的忙碌确实是很久都没有过的，甚至让我在午后走回办公室的路上有一种强烈的平和感。我愿称之为‘为自己打工的满足感’。
近几个月一直在给自己磨合工作—身心平衡，无论是通过撸铁重新建立自己与身体的链接，还是把关注点聚焦在自身情绪状态上（取悦自己最重要），都能够帮我排除外界的各种干扰和不确定性。”
（文中刘龄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