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引发争议的专家生育之问更严重的，或是研究视野中“人的失踪”
近日，某段专家在会议上关于女性生育问题的提问引发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相关争议在各大平台迅速发酵，舆论多持批评立场，认为此言论没有考虑到女性生育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只考虑到人口这一问题，而没有看到人口后面的“人”本身。事实上，近年来，关于生育、养老、人口的相关话题经常引发舆论热议，其背后的成本考虑和政策配套也是公众关切的焦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人口观’，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出发，深入研判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影响，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时充分考虑人口变化因素，推动人口与财政、货币、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生态、区域等政策形成系统集成效应。”为回答这一问题，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应该追根溯源，解决生育问题这一表象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经济和社会根由。本公众号特推出本组文章，供读者思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公众号立场。
——编者按
人口哲学的出场：人、人口与历史
林进龙｜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牛津大学人口老龄化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
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引言
“人口”很难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言说对象。尽管迄今为止有关人口问题的伦理思考并不少见，这些讨论涵盖了生育权、移民权、老龄化、资源环境和社会保障等议题，但大多数时候，把“人口”变量作为理论出发点的伦理学叙事，似乎并不那么有效。这是因为这些讨论往往集中于个体权利与人口治理政策之间的冲突和张力，亦即关注如何在个体自由和社会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然而，人、人口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前提性命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例如，人口爆炸或人口负增长现象，似乎可以是我们讨论生育权问题的逻辑起点，然而，人口数量变化究竟如何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进而将个体推向一个什么样的生存境遇当中，并非一个既已澄清的命题。
那么，“人口”如何才能获得丰富的规定和关系呢？马克思的方案是把“现实的人”带回来，并把“现实的人”作为人口思想的原点，以此考察包括人口问题在内的人类社会现象及其一般规律。这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将“人”抽象为原子化个体的做法存在根本不同。所谓“现实的人”是指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从事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的人，正是“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构成了感性世界的基础。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不是单纯的事件序列，而是人们通过劳动和物质生产实践创造出来的结果——“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出发，有利于我们更好地阐明历史发展的动力以及“人口”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我们不妨来看马克思的具体论述：“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样，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根据这些观点，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其一，自人类诞生以来，人的物质生活、人口因素与社会历史就始终相伴而生。换言之，人、人口与历史，三者之间是紧密相连、相互影响和共同进化的关系。因此，不能孤立其中任何一者来考察另外两者。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只要有“人”的地方，人与人之间必然会因“需要”和“生产方式”而形成物质联系。人类历史就是在这种物质联系中诞生的，并随着这种物质联系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在这里，历史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共同活动的结果。这种“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并且正是“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此，建立在“生命的生产”（繁殖）和“物质生活的生产”基础之上的物质联系，不仅是对“人”的规定，也是对“人口”的规定，更是对“历史”本身的规定。这是因为物质生活在马克思那里，不仅决定了个体作为社会关系而存在，还影响了人口的形成和演变，并最终生成了历史发展的轨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这句话就是对“现实的人”、人口和历史三者关系不可分割的最好提示。
其二，人口是“现实的人”的集合，亦即从事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的个体的集合，因而不能把人口简单看作事件的集合、数据的表征以及相互之间可以独立存在的个体的加总，而应当把人口看作社会关系在历史过程中展开自身的社会实体。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一切社会关系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其特殊性就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必然发生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这意味着“人口”就是这些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个体的集合。人口不仅仅是某个时点的个体集合，更是由这些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变所构成的社会实体。正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演变，影响了人口的性质和结构的变化。
由此可见，如果剥离了“现实的人”与“历史”这两个要素，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人口”概念也就不复存在了。在马克思那里，“现实的人”（即“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历史”这两大要素是自动地和内在地嵌入在“人口”概念当中的。社会关系的历史性表明，“人口”概念并不是静态或抽象的，而是动态的和具体的。换句话说，人口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始终与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因此，只有结合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才能有效把握人口现象的实质意义。
（二）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人口分析方式
人口现象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内部充满了矛盾和变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这些人口事实中提炼出正确的人口理论呢？列宁指出：“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人口分析方法论，强调整体性与联系性，并将人口现象置于物质生产实践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之中加以考察，具有重要意义。这样一来，“人”不再是相互孤立的个体，而是社会关系的存在；“人口”也不仅仅是统计学的对象，而是活生生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说，正是这种从现实生活出发，深入人类实践活动，并把人口作为社会关系网络来理解的方法，突破了传统人口分析范式的知识生产边界。
我们不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农民阶级”在欧洲社会变革中作用的相关讨论为例，具体探讨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中，“人口”概念是如何激活并展现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人”和“历史”这两大维度的。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作过这样的论断：
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卢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通过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闭塞状况的冷漠态度而证明自己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因素。人口的主体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最强大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最强大的支柱。然而这种冷漠态度决不是不可克服的。
在恩格斯看来，在农民占据人口主体的国家，不仅要考察农民阶级对社会革命的影响，还要进一步分析塑造农民阶级特征的物质生活因素。的确，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使农民不仅是重要的经济力量，而且同样是关键的政治因素。例如，法国农民的冷漠态度根源于小农生产方式的自给自足和社会交往的狭隘性，而农村生活的闭塞状况和农民作为人口主体的冷漠态度，又成为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以及俄国专制制度的强大支柱。恩格斯认为，虽然农民的冷漠态度曾阻碍革命，比如农民的反动投票削弱了1848年二月革命的成果，借由“农民皇帝拿破仑的神话”所创立的第二帝国让法国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但这种态度并非不可克服。这是因为人口本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人口因素是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只要农民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发生变化，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对小农经济的逐步消灭，农民的冷漠态度也会相应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再固守于过去的生产方式和狭隘的社会交往，反而可能转向支持社会革命。因此，恩格斯主张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应当把农民问题提上议程，从城市走向农村，争取农民成为工人盟友，以推动社会变革的早日到来。
这说明关于人口的特征和行为模式需要回到人的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寻求解释，而这些人口因素又会进一步影响历史进程中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事实上，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同样分析了在波拿巴复辟帝制这一“晴天霹雳”的事变中，作为人口主体的农民阶级如何通过他们的生产活动、社会关系以及对政治变革的反应，共同塑造了法国历史的进程，由此导致“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马克思将法国农民阶级比喻为“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虽然人数众多，利益相同，但彼此之间没有紧密的联系或团结。因此，他们缺乏组织起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的自觉性。相反，他们寄希望于“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能恩赐他们雨水和阳光，也就是期待“拿破仑神话”给予他们生活保障。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讨论不仅充分体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清晰展现了在纳入“现实的人”的因素后，人口的内在规定和关系如何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可以说，人的生产关系和交往模式，人口的结构与动态变化，及其“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即人、人口与历史三要素），共同塑造了社会历史的进程。因此，作为社会关系网络而存在的人口的特征，是由处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人所决定的。正是这些人口，承继了从上一代人那里传下来的历史条件，并作为新一代人塑造了新的社会历史面貌。
由此可以发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对人口的把握方式已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人口变为了一个只有在人类文明脉络中才能得到全面解释和完整说明的社会历史性存在。在此意义上，人口不仅是被管理和决定的客体，其历史主动性和作为社会变革主体的潜力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也可以得到有效激发，并会反过来改变“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
综上所述，“人口”不仅仅是一个统计学变量，人类文明的构建与社会历史的演进始终与人口因素相互缠绕、互相影响。因而，对人口问题进行哲学层面的思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完成了两项工作：一是从“人口”概念的合法性依据和迄今为止人口知识生产的局限性出发，探讨了人口哲学的使命与基本问题域，并对人口哲学的问题提出方式作了深入分析。二是通过将历史唯物主义贯穿到人口领域，以“现实的人”为理论支点，充分展示了马克思的人口思想在探索人类文明命题上的一种积极可能性。
本文的工作受到了马克思、马尔萨斯、福柯等思想家的启发，但无论将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位视为绝对意义的人口哲学家都是不合适的。或者说，虽然我们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从这些先驱者的思想中汲取灵感，但关于人口哲学的最终工作仍需由我们自己来完成。在此过程中，必须紧密结合人、人口与历史三者的关系进行考察。离开了“人”，就无法揭示“人口”的经验内容；离开了“历史”，就无法揭示“人口”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只有综合考虑三者关系，我们才能全面理解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和人口现象的深层意义，由衷希望本文的讨论能够成为我们寻找这一答案的起点。
最后回到中国的本土情境。当前，中国正在探索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这实际上涉及人、人口与历史三者关系的命题。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需要深入理解和把握人口在历史和社会发展中的动态作用。人口是由嵌入社会关系中的个体所构成的集合。要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必须重视个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命经验——这不仅包括个人发展机会的拓展，还涵盖了他们的自我价值实现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唯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生产关系优化，畅通社会流动通道，才能更好地激发人口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从而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规模巨大的积极行动主体。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生命经验也将得到丰富和升华，从而形成一个更加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历史主动精神正是中国道路的内生动力所在。
